2010年1月10日，半辈子没离开过河北邱县的荣凡英被一个电话叫到廊坊。电话来自一个叫“富士康”的公司。电话那边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出事了。 　　一个半月后，比荣凡英小六岁的河北盐山县农民王建坡重复了类似经历。 　　荣凡英的大儿子荣波，王建坡的大女儿王凌艳，一前一后进入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富士康）工作。2010年1月8日，19岁的荣波从廊坊富士康A06员工宿舍坠楼身亡；2010年2月22日，16岁的王凌艳被发现死在员工宿舍的床上。 　　和深圳富士康的“九连跳”备受关注不同，仅有3万员工的廊坊富士康，在相近时段内接连发生的这两起死亡事件，至今无人提起。 　　据透露，在王凌艳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大意是：“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已经通知廊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请董事长放心！” 　　从楼下坠落后，荣波成了“无名尸” 　　掀开一张写有“福”字的旧年画，荣凡英小心翼翼地从墙洞里摸出一个红色塑料袋，抖落在用铁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从里边找出荣波的身份证、火化证、富士康员工卡、劳动合同…… 　　“电话只说荣波出事了，要家里赶紧去个人。”递过荣波的证件，荣凡英的手在发抖，眼神空洞，迷茫中略带疲惫。 　　“荣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种？” 　　“不知道。” 　　“公司怎么解释孩子的死亡的？” 　　“当时说赔偿，我们就想算了（不追究了）。” 　　“孩子是自杀？” 　　“他杀。”荣凡英的语气突然坚决，好像对“自杀”两个字很在意。 　　“但协议上写着跳楼死亡。” 　　“公安没认。” 　　“他家小子这么聪明。说是自杀，谁信？”看着荣波长大的邻居乔强插话。 　　“怎么个聪明法？” 　　“去年入伍考试，他都被验上了，能不聪明？” 　　在荣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荣波带回来的北京城区地图是最大的装饰物，就贴在屋门旁边的墙上，“以前荣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过工，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 　　正对屋门的墙上则贴满了二儿子荣祥朋的奖状，大部分奖状上的“朋”字被涂改成“举”字。“荣波可调皮了，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荣波也叫荣祥举）。” 　　据廊坊富士康员工小李说，事发第二天，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据说有人跳楼了，死者是头朝下落地，面目无法辨认，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公司只好让各个部门确定少了谁。” 　　据有关部门最初的报告，上面写的也是“无名尸”。小李很奇怪：怎么会无名呢？爹妈都给取了名的，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无名尸”呢？ 　　关于这起跳楼事件，多数员工得到的信息是：跳楼的人走得很安详，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是，鞋底几乎没有灰尘。由此，一些人相信这就是自杀。 　　“说不定早洗干净了。”乔强觉得即使传言是真，也不能排除荣波遗体在被警方发现之前就被处理过了。 　　“荣波死后，他的床上放着一张纸，”荣凡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上边写着‘荣波是王八蛋’”。 　　王凌艳猝死时还属童工 　　王凌艳出事的那天晚上，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个怪梦：梦里看到一车的人哭哭啼啼。第二天醒来，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梦。但刚坐下来，电话就追过来说：盼盼出事了。 　　盼盼是王凌艳的小名。盼盼离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职；2月23日早晨7点16分，同宿舍工友发现王凌艳没有起床。叫来医生后发现，王凌艳口角有白沫，已没了心跳；7点35分，廊坊市人民医院确认王凌艳死亡。 　　在廊坊市人民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上，王凌艳就被定性为心脏猝死。 　　“孩子身体一直没什么毛病。连感冒都很少。”王建坡的妻子对最终的说法很不满意，“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孩子就没了。” 　　“孩子之前跟家里联系过吗？” 　　“打过两次电话。打电话时很高兴，说体检通过了，合同也签了。” 　　“第二个电话呢？” 　　“再打电话就变得有些急躁。说感觉很腻歪，同宿舍的人说话口音都很重，没法交流。后来我劝她说上了班就没事了，她有些生气地说‘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后来挂断电话。” 　　这成了王凌艳跟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究竟是什么含义，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几个月来解不开的心结。 　　王凌艳的死亡医学证明显示，王凌艳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实足年龄”栏，清楚地写着：16岁。而身份证号显示，王凌艳生于1994年4月3日。 　　为加入富士康，王凌艳借用了22岁的王凌风的身份证。事发后，富士康方面告诉王建坡，满17岁就可以加入富士康。“但是，因为身份证问题，原本说赔偿11万6,最后只赔偿了11万，”王凌艳的伯父王建国说。 　　“当时有没有调查死因？” 　　“心都乱了，没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带尴尬地说，“而且是个女孩，不方便检查身体。” 　　“没有解剖？” 　　“没有。孩子还未成年，（按风俗说）解剖不好。” 　　“怎么确定的赔偿？” 　　“赔偿5年的工资，差不多11万多。” 　　“你们有没有提别的条件？” 　　“提了，让多赔偿点，但公司没答应。” 很有“诚意”的“捐赠” 　　几无再去廊坊可能的荣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办了一张银行卡。办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赔偿金”，但在富士康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书上，并没有出现“赔偿金”字样。 　　在两张协议书的第三条写着：“乙方（即富士康）秉承爱心原则，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元”。但直到记者看到协议书，王建坡依然没有意识到领取的是“捐赠金”，而非“赔偿金”。 　　“他给了我们这份协议书，说可以赔偿11万。” 　　“当时说的是赔偿？” 　　“记不清了，孩子走了，当时心里都乱了。” 　　被“捐赠”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认的老实人荣凡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钱。“一直都是外甥在帮我处理，赔偿金也是他帮我查收”，荣凡英说。 　　跟荣凡英不同，在县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协议书的细节，并向记者特别强调这是“赠与”不是“赔偿”，并表示“富士康领导很开明，表现得很有诚意”，希望“不要报道，以免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诚意”显然没有体现在付款速度上。现在距离签订协议书已经四个月，荣凡英还没有拿到全部的“赔偿金”。而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签定协议一个月内，乙方要将十五万元款项汇款到甲方指定邮政储蓄账户…… 　　晚签一个多月协议的王建坡则已收到全款。 　　对比两份协议书可以发现，双方对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样。荣凡英拿到的协议书上，限定一个月内付款，而王建坡的协议书则限定自签订协议日即付款。 　　尽管付款时间出现区别，但协议书的第六条则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项后，双方就王凌艳死亡（荣波身亡）处理事宜终结。甲方及其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费用。双方法律关系终结，后续任何状况与乙方无关。 　　“他们说了，剩下的钱这几天就给，这几天就给。”荣凡英不住地点头，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极端事件背后　隐藏的“信息” 　　从廊坊富士康王凌艳、荣波的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仅是富士康深圳工厂存在员工“9连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再次证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为一家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即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富士康号称在物质成本是零利润，那么它赚的就是劳动力的差额利润。所以富士康一直坚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一直追逐着工资标准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西部游牧。所以类似的事件，也会沿这一曲线不断涌现。二、发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们，除了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事件，还存在着员工猝死的问题。 　　三、死者王凌艳，还不到16岁周岁。不论是否有意，也许只是个别情况，但富士康存在着招用童工的现象。 　　四、据现场目击者称，死亡发生在宿舍内，屋里共有6张双层床，能住12个人。死者住其中的一个上铺。医生到达现场时，死者已现尸斑，说明已死去有一段时间。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和帮助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媒体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为造成了人际关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称，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艳死亡后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和请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协助控制媒体，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士康全国其他厂区的还有多少这样的意外事件被掩盖？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从富士康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与当地领导间有着“成熟”的公关渠道。 　　富士康接连发生自杀、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称直接原因外，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报告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报历尽千辛万苦、拨开层层迷雾，那么至少这两位员工就会这样默默地来、默默地死去。但问题和矛盾依然在积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连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连环死”。为此我们想问问“安次书记”，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和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